探索史学历史 促进史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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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历史促进史学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新中国史学研究70年的繁荣与发展

执行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探索与发展的新时期。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着成就主要表现在各种类型的系统写作、各种年代学和专题研究上。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讨论受到重视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发展。它在研究人员的认识、作品类型、理论探索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趋势。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历史有史学史。 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探索和发展的新时期。

探索与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史学史乃至史学史的思考由来已久。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年首次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 受梁启超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领域。 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几部中国史学史专着,其中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戚颖的《中国史学史》和金毓富的《中国史学史》。 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史学研究初期的学术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走上了探索和发展的道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研究为新的探索和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科书会议后对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 北京、上海、广州、Xi等地的许多史学家参加了讨论,并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在这场大讨论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为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的研究路径发挥了作用。 例如,耿丹儒的《什么是史学史》文章对历史学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署名史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方面都有自己辉煌的成就和创造性的发展”,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 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就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项常规任务”。历史学家必须掌握详细的资料,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分清精华和糟粕。 在这里,作者论述了史学史研究中的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与此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科书会议制定的计划,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已经开始招收中西历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一领域的研究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一些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史学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历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此外,中外史学史全国会议频繁举行,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研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像其他哲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中国历史面临着时代的新要求,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例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要认真清理中国史学的学术遗产,转化和发展优秀的内容,以用于当前史学的发展,从而彰显史学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这是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新机遇。

卓越的成就

经过7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就

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着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着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着作,即朱杰勤着 《中国古代史学史》 和刘节着 《中国史学史稿》 ,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着 《中国史学史》 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 《中国史学发展史》 ,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着 《中国史学简史》 。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 《中国史学史》 、乔治忠着 《中国史学史》 、谢贵安着 《中国史学史》 。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着 《中国古代史学史》 、瞿林东着 《中国史学史纲》 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着3卷4册 《增订中国史学史》 。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写作内容在结构上反映了研究者对史学整体把握和发展的不同理解,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但是,它们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表现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就积累的丰富性。

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着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着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着 《秦汉史学研究》 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着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着 《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 、王记录着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着3卷本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 ,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着,如桂遵义着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张剑平着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石金波和关志国的《《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发表了一批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由于研究对象和视角的不同,可以说“百家争鸣”具有不同的特点。 例如,朱维铮的《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宏彦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论》和瞿林动的《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应当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学者在中国史学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李宗东的《中国史学史》、杜魏云的《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等。 “理论讨论越来越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讨论受到了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更高发展阶段的体现。 这是因为历史事件反映了人们的感性认识,而理论反映了人们的理性认识,这是理解历史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数量和深度不断发展的趋势。 1983年,由《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编辑部编辑的一本书《历史研究》出版了。 陈启泰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是一本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总结的书。 玉佩编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和出版的五个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系列收集了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广,作品独特。 朱佳木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指导作用。 此外,玉佩编辑的6卷本《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是一部开拓性的作品,有着宏大的程序和完整准确的论述。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在历史遗产中提出“有正确的历史观点”,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研究。 瞿林动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历史和理论遗产的着作。 吴怀起编辑的10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这一领域的第一本书。 中青年学者在该领域的着作主要包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 《明代历史理论研究》 《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 《当代史学平议》等 李真红的《0103010》是一部具有很强现实性的理论着作。 这些理论成果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历史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随着伟大祖国的进步不断探索和发展,在研究者的理解、作品类型、理论探索和专业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 新时期,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深化各方面的研究,着眼于自身不断发展、成果丰富的特点,努力为中国特色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曲林动[主编:苏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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